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孤島”文學
- 時間：1937年—1941年
- 代表人物：王任叔，巴金，於伶等
- 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秋海棠》等
背景,歷史,文學特色,
背景
隨著戰前文學刊物的紛紛停刊，抗戰文藝運動伴隨著熾烈的戰火而誕生，並迅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簡稱“左聯”。左聯受中共中央文委的領導，標誌著中國左翼文學運動高潮的即將到來。
這期間抗戰文藝運動的勃興，主要表現首先是一批新的文藝界救亡組織和抗戰文藝團體相繼出現，其次是上海作家的抗戰文學創作更加活躍，“文藝為抗戰服務”的主張，成為廣大上海作家的普遍共識和從事文學活動的自覺指導。
“九一八”、“一二八”抗戰以後，左翼作家在左聯刊物《文學導報》《北斗》《文學月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了不少以愛國、抗日、反漢奸為題材的作品。其中報告文學的創作顯得尤為引人注目，一些作品成為這一時期的名篇，如夏衍的《包身工》。
夏衍
夏衍《包身工》完全採用了寫實手法，在描寫包身工超負荷勞動時，他這樣寫道：“每天做十二小時工，平均每人要吸入0.15克的棉花絮。”“手腳瘦得像蘆柴棒，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這些細節源於深入的調查。1935年，夏衍住在麥特赫斯德路（今泰興路），離包身工所在的楊樹浦有10多里路的距離。為了在早上5點鐘之前趕到那裡，就得凌晨3點起身，步行過去，才剛好能看見包身工上班的情形。這樣的觀察堅持了兩個多月，用他後來的話說，是“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
這一時期的左翼文學的創作還有兩個比較突出的現象：一是有不少作家寫了一系列抨擊國民黨政府妥協投降、宣傳抗日救亡的雜文，魯迅是其中最為出色的代表。從1932年到1936年，魯迅在《二心集》《南腔北調集》等集子中，對侵略者和不抵抗主義進行揭露。二是一批來自東北淪陷區的青年作家加入左聯，寫出了大量反映東北地區人民抗日鬥爭的活動和老百姓在日軍鐵蹄下困難生活的文學作品，他們被稱為“東北作家群”，其中比較出色的是蕭軍和蕭紅。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為上海的左翼文學注入了嶄新的活力，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蕭紅的《生死場》1935年出版後同樣震動了上海文壇。
在作家抗日統一戰線方面，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上海文化界三百餘人聯合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1936年10月以魯迅為首、包括二十一位中國著名作家署名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標誌著中國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歷史
1937年11月12日，中國軍隊撤離上海，上海淪陷，但在這片淪陷區中間，還有屬於英美勢力範圍的公共租界和屬於法國勢力範圍的法租界未為日本侵略者控制，這兩個租界當局，由於和日本侵略者有利益衝突，在一些問題上採取中立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國作家，利用這種微妙局勢，採取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相結合的方式，堅持抗日愛國的文學運動，這塊土地被稱為“孤島”，發生在這裡的文學運動被稱為“孤島”文學運動。這種局面共持續了4年又一個月，1941年12月8日，日軍於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進占上海租界，上海徹底淪陷。淪陷時期的上海文學一度蕭條不堪，在日偽統治之下，留在上海的知識分子經受著政治與道德上的考驗，不同的生存狀況和動機使他們分化為不同的群體，從事著不同內容的文學創作。有的用隱蔽的方式堅持與日偽抗爭，有的則躲避政治只問風花雪月，還有的則淪為了日偽的走狗。
在汪偽政府嚴格的審查制度限制下，上海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文學蕭條期，之後遠離政治的文學期刊開始慢慢得以恢復，以《古今》《雜誌》《萬象》為代表的文學期刊作為上海文學活動的載體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文學期刊引導下，通俗文學作家從文壇邊緣走向中心，張愛玲、黃裳、蘇青等人開始嶄露頭角。通俗文學的流行，成為這一時期上海文壇又一道獨特的風景。
與此同時，原先並不屬於通俗作家的作家們如王統照、柯靈、唐弢、李健吾、蘆焚、鄭定文、曉歌、羅洪等也都在通俗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以“純文學”為掩護，堅持抗日愛國文學運動。另外，還有一批打入日偽內部從事地下工作的作家，如袁殊、惲逸群、邱韻鐸、關露等，以特殊的方式進行著迂迴曲折的抗日愛國活動。
文學特色
“七七”事變後的上海文學界，小說創作最有成就的當數丘東平。丘東平參加過上海的“一二八”戰役和“八一三”戰役，他的作品以軍人和軍旅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著力刻畫的是愛國軍人在同日寇侵略者進行艱苦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倔強性格和英雄氣概，也是以胡風為中心的“七月派”小說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第七連》《我們再那裡打了敗仗》《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暴風雨的一天》《一個連長的戰鬥遭遇》等，這些作品均為上海乃至全國抗戰時期的抗戰文學名篇。
淞滬會戰失利後，中國守軍於1937年11月12日撤離上海，上海的命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海一半的區域為日本侵略者所占領，另一半原來的美英法等國的“租界”還在日軍控制之外，形成孤島的局面。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盟國宣戰而結束。
率先打破“孤島”文學局面，恢復創作生機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那種精闢犀利、帶有濃烈文藝色彩的議論文章。雜文篇幅短小，能迅速反映現實社會中的各種矛盾、鬥爭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具有強烈的時代性與政論性，又往往寓莊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因此成為“孤島”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格外興盛的文學樣式。
1939年1月，《魯迅風》雜誌創辦，是這一流派最終形成的標誌。這一流派以繼承魯迅精神和魯迅雜文為己任，強調以雜文為武器進行戰鬥。正如王任叔（巴人）在《魯迅風》發刊詞中所說：“生在鬥爭時代，是無法逃避鬥爭的。探取魯迅先生使用的武器的秘密，使用我們可能使用的武器，襲擊當前的大敵；說我們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巴人（王任叔）
巴人（王任叔）孤島的特殊形勢使孤島文學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緊逼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賣國政權活動的中心南京，這裡的文學反映形勢迅速，揭露敵人的陰謀及時，戰鬥性強，表現的形式巧妙多變，同時民眾文藝也蓬勃開展。《魯迅全集》在抗戰爆發前遭到國民黨重重刁難而無法出版，這時卻在這裡出版了。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很難想像能與讀者見面的、最早系統地報導中國工農紅軍真實情況的《西行漫記》和《續西行漫記》，也在這裡出書。南社的柳亞子、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王統照、耿濟之、夏丐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骨幹阿英（魏如晦）、王任叔、梅益、於伶，以及魯迅夫人許廣平等，都繼續從事文學創作，並參加各種愛國活動。巴金有一段時期也在孤島從事寫作。巴金在“孤島”時期創作的《春》《秋》與之前的作品《家》一起，匯合成了“激流三部曲”。《春》和《秋》也成為整個“孤島”時期小說創作最值得驕傲的成績之一。
在這裡先後出版的各種文學叢刊、期刊和副刊不下百種。綜合性文藝刊物如《新中國文藝叢刊》《文學集林》《奔流文藝叢刊》《奔流新集》《文藝界叢刊》《戲劇與文學》《文藝新聞》《文藝》《魯迅風》，散文刊物如《宇宙風乙刊》《蕭蕭》，雜文刊物如《雜文叢刊》，戲劇理論刊物如《劇場藝術》，都是這個時期具有全國影響的刊物。文學副刊則有王任叔先後主編的《譯報·爝火》、復刊初期階段的，柯靈先後主編的《文匯報·世紀風》《大美報·淺草》《正言報·草原》，王統照主編的《大英夜報·七月》等，《譯報》上的綜合性副刊《大家談》也刊登一些文學作品。由茅盾和樓適夷先後主編的《文藝陣地》，名義上在廣州和香港出版，實際上1至4卷的大部和隨後出版的兩期《文陣叢刊》（在大後方發行，仍繼《文藝陣地》卷次編號），仍在上海秘密編輯以至排印。
這段期間最活躍的文學品種是戲劇和雜文。於伶、阿英、許幸之、李健吾、顧仲彝是戲劇創作的活躍分子。於伶的《夜上海》《花濺淚》，及時反映“孤島”現實，阿英的《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洪宣嬌》，借歷史激勵愛國熱情，思想性和藝術性都結合得較好。民眾性業餘戲劇活動的盛行，以及業餘話劇向專業話劇演出發展，都是孤島戲劇運動的重要特徵。
孤島雜文，是孤島政治和社會的一面鏡子，表現孤島文學特色最為突出，這裡乃至全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在雜文里幾乎都有反映。而王任叔、周木齋、應服群（林淡秋）、唐弢、柯靈等，成為這一時期雜文作家的中堅，《邊鼓集》《橫眉集》以及收在北社主編的《雜文叢書》里的一些雜文集，代表著當時的雜文藝術水平。
民眾性文學活動蓬勃開展的另一領域是報告文學。1939年，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曾經有計畫地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文藝通訊運動，從而湧現出一批民眾性的報告文學，並一度出版文藝通訊的專門刊物《野火》和《春風》。孤島時期民眾性報告文學第一批成果，反映在由梅益、林淡秋等人主編的里。
這時期在文學的其他領域，也有不少新成就。著名學者陳望道在美學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小說作家師陀（蘆焚，也兼寫劇本）、林淡秋、鐘望陽（兼寫兒童文學作品）、羅洪；兒童文學作家賀宜、包蕾；詩人朱維基、錫金、關露；散文作家王統照（兼寫詩歌）、陸蠡；翻譯家董秋斯、胡仲持、姜椿芳、傅雷、滿濤等，都作出了貢獻。通俗文學方面，趙景深的大鼓詞《平型關》，曾受到稱道。鴛鴦蝴蝶派作家中，包天笑為撰寫的連載長篇小說，周瘦鵑的短篇小說《南京之國》等，以及秦瘦鷗反映軍閥統治的《秋海棠》，都有一定的影響。
秦瘦鷗
秦瘦鷗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主編的是孤島上少有的一套有質量的文藝叢書。巴金主編的，繼續在這裡編輯出版。文藝理論和魯迅研究方面，巴人的《文學讀本》（後改名和《文學論稿》），是中國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文學基本原理和毛澤東的的思想闡述文藝問題的最早著述之一；平心的《論魯迅的思想》（後改名《人民文豪魯迅》），以及巴人的《論魯迅的雜文》，都是影響比較大的魯迅研究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