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全書按編年體記事，共8卷。作為戰爭的親歷者，修昔底德詳細地記錄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事件，並分析了這場戰爭的原因和背景。

全書被後世學者分為8卷，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史事，各卷之間保持著必然的聯繫。第一卷開頭有一個序言，闡明作者的寫作動機、方法，接著勾勒了戰前希臘歷史的輪廓，追溯了雅典人與拉棲代夢人之間矛盾的發展過程；第二、三、四卷至第五卷第24節，記載戰爭的前10年（所謂“阿奇達姆斯戰爭”），即自戰爭爆發至“尼基阿斯和約”的簽訂；第五卷第25~116節敘述“尼基阿斯和約”的簽訂至西西里遠征，即所謂“和平”時期的史事；第六、七兩卷敘述西西里遠征始末；第八卷敘述戰爭最後階段，即狄凱里亞戰爭和伊奧尼亞戰爭。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計畫，他的歷史著作將一直寫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長城被拆毀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領為止。但是他的著作只寫到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斷了，最後一句話也是不完整的，說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期間雙方曾幾度停戰，最終斯巴達獲得勝利。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的古典時代，也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強烈地改變了希臘的國家。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加了這場戰爭，其戰場幾乎涉及了當時整個希臘世界。在現代研究中也有人稱這場戰爭為“古代世界大戰”，可以說這場戰爭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這場戰爭不但對古代希臘而且對歷史學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學地、歷史學地記錄下來的史實。

在修昔底德生活的那個時代古希臘出現了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悲劇、歐里庇德斯等一系列悲劇作家，他們的作品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期間，不僅在雅典，而且還湧現於整個希臘世界的各個城邦的劇院中”，同時還出現了詭辯派（又稱“智者派”）哲學，以及“醫學之父”希波格拉底所代表的“實驗的”“科學”精神，這些人的著作和精神都對修昔底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由於伯羅奔尼撒戰爭這一歷史事件其本身從一開始就極具悲劇色彩，這就使得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寫作必然將充滿了悲劇色彩，但同時又由於此時希臘悲劇及其寫作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整個希臘，當然此時的修昔底德也不例外。

修昔底德生活的時代，是他的祖國雅典盛極而衰的時代。波斯戰爭以後，尤其是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雅典利用其強大的海上勢力控制了東地中海地區交通要道和戰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諸邦逐步降至附屬國的地位，雅典與原同盟者的關係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形成古代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海上霸國——雅典帝國。從此，雅典國家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島的蕞爾小邦一躍成為地跨歐亞、囊括愛琴海的泱泱大國，煥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東地中海地區政治、經濟、海陸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臘的學校”。雅典人對包括奴隸在內的原提洛同盟諸邦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是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為統治階級上層的一員，作為雅典對外侵略擴張戰爭的實實在在的受益者，對此自然有著深刻的體會。在思想文化領域，希臘樸素的唯物論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們不懈的探索，人本主義思潮的流行，如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論”，希波克拉特斯的醫學成就，普羅塔哥拉斯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希羅多德的歷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說術、詭辯術開始盛行，悲劇、喜劇頻頻上演……這一切，都不能不給修昔底德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治學方法以深刻的影響。雅典民主政治為人才薈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修昔底德的史學成就達到了希臘古典史學的頂峰。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從公元前431年戰爭爆發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將軍止這7年間，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說，這時他已經開始蒐集有關材料，以撰寫這場戰爭的歷史。他明確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時，他自己也染上此病，而當時這種病在希臘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說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說詞，有些是他親自聽到的，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說，他一定是多次聽到過的。這也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間，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經營他的金礦。公元前424年，他當選為雅典十將軍之一。此前，他可能參加過一些戰役，否則不會陡然取得這樣高的地位的。這年冬天，斯巴達名將伯拉西達統率遠征軍，在色雷斯人的協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地區的戰略重鎮安菲波里斯發動進攻。此時修昔底德正駐紮在塔索斯。安菲波里斯守將攸克利斯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戰艦馳援。然而，當他趕到時，守將已降，安菲波里斯已落入敵手。顯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責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在雅典，有人誣陷修氏，說他有通敵之嫌，雅典民眾因此議決把他放逐。在此後蒙冤受辱的20年裡，他充分利用閒暇時間，在希臘世界，特別是在那些敵對國家廣泛遊歷，收集到多方面的史料。其間他一定經常前往伯羅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進行實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發生過重大戰役的地方。雅典和阿爾哥斯、曼丁尼亞以及愛利斯所簽訂條約的內容，可能就是他親自從奧林匹亞的石柱上抄錄下來的銘文，因為他的著作中記載與考古發掘出來的銘文內容基本相同。關於曼丁尼亞戰役的史料，則完全是從伯羅奔尼撒方面得來的。他肯定去過西西里，否則在描述西西里的戰事時，他對於西西里的地形不會如此熟悉；關於雅典人在西西里慘敗的情況，他是從雅典的俘虜口中得來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後重返雅典，並且知道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長城被拆毀一事。他對公元前396年以後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死於公元前399年馬其頓國王的改革，因此，大約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間，他未能按計畫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修昔底德的記錄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之後，色諾芬在他的《希臘史》中延續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記錄了前411年後的事件。

修昔底德在《戰爭史》中從人性的角度分析事件，探討人性的深度和廣度，對人性的複雜性結合道德的表現，試圖建立人性正義的現實框架。在歷史語境和事件當中追問人性對正義的把握與理解，讓讀者與後來者關照人性本質的深刻性。在那裡，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回到人性的層面上，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因素指導人的行為並牽涉結果。雅典人對城邦正義的追求圍繞在“安全、利益、榮譽”三個方面上，這三個方面貫穿在整個戰爭之中，為雅典人的行為一方面作辯護，一方面作註解。修昔底德認為，人性提供了解釋的依據。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性包含有自然屬性的方面，如恐懼，自私，也包含有社會屬性方面，如嗜利，炫耀。在他看來，人性雖然複雜，但如果不訴求“向善”，任由人性而人性，則必將導致“惡”的結果，引起道德的敗壞。在全書中並沒有明確說明人性是什麼而是藉以事件和人物的言行來暗示；也沒有明確定義正義是什麼。除了對戰爭和政治事件本身的敘述外，置身事外，隱藏在事件的背後，通過沒有言說的文字表明了他鮮明的態度。

因此，修昔底德認為人性的不變性可以知道指導對相似事情的處理，同時在處理的過程中需要把握好人性中三個訴求的關係。這既是現實政治的關鍵，也是歷史事件的本質。他用冷峻的言辭來表達歷史的現實與殘酷，並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也是古典時代大師的氣質。而他的悲涼除了他對雅典的失敗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對一種神聖莊嚴與正義之物的虔敬感。修昔底德從來確信高貴正義之物對於低賤卑鄙之物的內在優越性。尤其是這些美好之物在一種敗壞的背景之下更顯得悲涼，戰爭以及其中的暴行的原因是永恆人性的產物，不是經過抽象的思考，而是從重大事件中，從政治中看出人性的悲涼，他通過把美好之物與殘酷、嚴峻的現實放在一起，突出雅典人最美好的一面，這是一個上升，從而到達和柏拉圖相似的地方。

在現實的政治中，對安全、利益和榮譽三者之間的關係處理，修昔底德給出了比較明確的方法。任何城邦首要關心的應該是生存問題，因為在競爭的國際環境中，任何國家都是處在被動的位置上謀求自身的安全的。只在有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才一有可能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棄安全，很難保證在競爭的城邦世界生存下來，城邦的一切將會化為烏有，米洛斯的例子很好的論釋了這一點。對於城邦來說，國際行動的首要原則是利益，馬基雅維里認為最大程度的攫取利益是城邦的職責。由於利益不是單一的指向財富，所以城邦尤其是強邦在獲取利益時考慮的因素就比較多，有時看似違背了利益原則，但實質上是長遠和周全的謀劃。而無論如何，對利益的獲取是人性中貪慾的表現，是人積極主動行動的結果，因而在整個戰爭中，人們看到眾多主動追求利益的事件。榮譽是在古希臘人看來是德性的表現，是為多數公民和城邦謀求福利的大公無私品質。這樣的榮譽體現為一種秩序以維護城邦世界的積極發展，並引導公民向善，抵制道德上的腐化和墮落。

修昔底德在《戰爭史》中關注的另個重點就是正義。正義不能只是城邦行動的藉口而任意踐踏和破壞。修昔底德認為人性是可以理性對待正義的，這樣的理性對待不僅是在維護正義所建立起來的秩序，也是在保證正義的秩序對人性的關懷。這是一場波及到整個希臘世界和周邊地區的戰爭，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破壞力空前的戰爭，這也是一場改變個人和城邦命運的戰爭，這更是一場沒有強者沒有勝者的戰爭。從廣泛的角度討論，伯羅奔尼撒戰爭如同“春秋無義戰”，但是各方秉持的觀點針鋒相對的，尤其是在戰爭中發生的許多“人為”的與“非人為”的災難事件，在每一方固守的正義下，衝突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寫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套用敘述性的歷史寫作加上大量的演說詞的這一歷史寫作的獨創性就是受到了古希臘悲劇寫作構思的影響。早在20世紀初，孔福德就曾指出，儘管修昔底德有意排除虛構性，但是他在無意之間還是用希臘戲劇的形式將自己的歷史記載表現了出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的演說辭中可以看到悲劇作品當中歌隊合唱的影子，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里的演說詞既可以對人或物進行評論，如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演對雅典人和城邦的評論到“我們雅典人自己決定我們的政策，或者把決議提交適當的討論；因為我們認為一言論和行為間是沒有矛盾的；最壞的是沒有適當的討論其後果，就冒失行動。這一點是我們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們能夠冒險；同時又能夠對於冒險，事先深思熟慮。”修昔底德的演說辭又能成為修昔底德作為自己觀點的闡述者，例如他通過伯里克利之口闡述自己的觀點道“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正是因為這種法律深深得使我們心悅誠服。”可以說《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里的演說辭就是修昔底德寫作中有意而為的“插曲”比比皆是。因此在形式上明顯可以看到修昔底德的寫作受到了古希臘悲劇的影響。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可以看到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發生和發展修昔底德運用巧妙的構思，按照偶然和必然的結合原則組織情節，盡其所能的描述戰爭中的多方力量並細緻合理地敘述每一個事件，如修昔底德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必然原因是說道：“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雅典的勢力達到頂點，人人能夠很清楚地看見了；同時，雅典人開始侵略斯巴達的盟國了。在這時候，斯巴達人感覺到這種形勢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決定發動這場戰爭，企圖以全力進攻，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想消滅雅典的勢力。”修昔底德的寫作說理性較強，重視話語的修辭效果，而悲劇雄渾壯麗的語言和也無不影響著修昔底德，特別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的演說詞。

修昔底德擅長對人物的複雜性進行刻畫，如他筆下的阿爾及比阿德斯多面性格複雜的的統一體。正如修昔底德在對阿爾及比阿德斯的描述是他的天性，“其中向善和向惡的兩種強烈傾向同時並存。因而他要進行種種重大的改革。實際上已使城邦大體走向安全之路時，阿爾及比阿德斯的狂熱野心又把它從這條正道上推開，重新投入戰禍之中。”同時，修昔底德也善於對人物的性格進行刻畫，他往往通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裡面的大量演說詞來去刻畫他書中人物的性格特點，但是修昔底德又不會以犧牲自己的寫作技巧和特點去刻畫他筆下的演說者，他往往會通過每個演說者所表現的表現的態度和推理風格去刻畫他們的性格特點。

修昔底德在解釋歷史事件時，並不簡單地歸結到某一種偶然的因素上，而是努力探索更為深刻的原因以及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同時修昔底德還能從經濟與政治、經濟與軍事之間的關係來探索歷史事件的原因。

修昔底德是第一位將心理學的相關知識或術語引入歷史的寫作中的史學家。這樣不但擴大了歷史的寫作範圍，同時也豐富了史學的內涵，使得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本書的閱讀不僅僅停留在軍事或政治方面，也可以從人性、人物性格和城邦性格這些心理學的角度加以品讀、思考。這是修昔底德的又一大貢獻。

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體現了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縝密的史學方法，記載翔實，可稱為信史。修昔底德把當時希臘哲學家們那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套用到歷史研究中去，為後世的歷史編纂學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體現了修昔底德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縝密的史學方法，他把當時希臘哲學家那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邏輯方法套用到歷史研究中，為後世的歷史編纂學樹立了光輝的典範。此外，修昔底德這種以年代為主線的歷史敘事體的編撰體例，以及注重軍事和政治的撰史傳統，對後世歐美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歷史學家郭聖銘：修昔底德“認為人總是人，古往今來‘人性’總是不變的，因此歷史也總是重演的。這就導致了歷史循環論，是錯誤的。”

施特勞斯主編的《政治哲學史》：修昔底德雖較少直抒議論，也幾乎不談普遍的東西，但是用對事件、過程的敘述本身呈現對於國家、政治、人民、歷史、戰爭等等人類事務的普遍和永恆的真理，所以，他是“不動聲色的教育家”；而“這部著作的最為顯著的教益就在於使我們清醒地估計到，只要人類繼續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機會就會一次次地戰勝正義和法律的脆弱約束。”

古代和近代有些作家們懷疑第八卷不是修昔底德的作品。有人說，這是他的女兒的作品。但是這不象是女作家的文筆；如果他的女兒能夠寫出這種作品來的話，她應當不會隱藏她自己的名字，並且她也不可能只寫過這一卷書，應當還寫了其它著作。但是她沒有其它作品留傳下來。有人說，這是色諾芬的作品。但是色諾芬的文筆平淡，而修昔底德的文筆豪放。

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出身於雅典富有的顯貴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據傳曾師從哲學家阿那克薩格拉斯和修辭學家安提豐，而立之年已具有深厚的學術素養和卓越的史才。當時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時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說，愛斯契留士、幼里比德、蘇福克利等人的戲劇，希羅多德的歷史著作，詭辯學派的哲學，對他都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