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
背景
他的父親是托馬斯·傑文斯,是一個對科學十分感興趣,擅長寫法律和經濟學文章的販鐵商人。他的母親是威廉姆·羅斯科的女兒。傑文斯15歲的時候,去
倫敦大學學院學習,那時他就有信心成為一個有成就的思想家,這個信心在他以後的歲月里多次對他的前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大學學院學習,他最喜歡的課程是
化學和
植物學,兩年後,也就是
1853年,他無意中收到了
澳大利亞一家新建薄荷糖廠的分析員聘書。他不太願意離開英格蘭,但是由於
1847年他父親的企業倒閉了,薪金變得很重要,所以他接受了這份邀請。
1854年6月他離開了倫敦,在
悉尼待了五年,
1859年的秋天,他按照自己的安排,再次來到
倫敦大學學院,繼續他的農學學士和文學學士學位的學習。從那時起,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倫理學上,但是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絲毫不受影響,終其一生,他總是定期寫一些科學方面的論文,而且他在物理學上的知識對他的
邏輯學的著作《科學原理》的成功很有幫助。在他得到他得到文學學士學位不久,他收到了曼徹斯特的歐文學院(即
曼徹斯特大學)的助教聘書。
1866年,傑文斯成為歐文學院的
邏輯學、精神和倫理哲學、和科布登(Cobden)
政治經濟學教授。次年他娶了Harriet Ann Taylor,她的父親是曼徹斯特護理學校的建立者和經營者。傑文斯飽受疾病和失眠的困擾,發現教授如此寬泛領域內的課程實在很繁重。1872年,當選為皇家學會會員。
1876年他很高興地用歐文學院的教授職位換到了
倫敦大學學院的
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旅行和音樂成為他主要的消遣方式,但是他的身體依舊很差,還受到抑鬱症的困擾。他越發覺得教授的任務很厭煩,而且寫作讓他精疲力竭,於是於
1880年他辭去了職務。
傑文斯一生以極大的熱情和勤奮投入他所選擇的領域,他的日記和信件表明生活簡樸,為人正直。傑文斯著作很多,就在他死時,他還是英格蘭著名的
邏輯學家和
經濟學家。
阿爾弗萊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稱讚他對經濟學“除了
李嘉圖,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具有建設性的推動作用”。他死之前所進行的經濟學著作絲毫不比他所承擔的其他領域的著作差。毫不誇張地說,他的英年早逝對
邏輯學和
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重大的損失。
理論成就
效用理論
傑文斯很早就在他的學說中對經濟學和
邏輯學展現他特有的開創性作用。
效用理論是他的《
政治經濟學理論通論》的基調,最早出現在
1860年的一封書信中。而他的
邏輯相似代入原理(logical principles of the substitution of similars)可以在他
1861年的另一封信中發現,也就是“哲學存在於發現事物的相似性”。
上面提到的
效用理論,指的是商品的效用的度量是商品數量的連續函式,也就是表達出經濟學也是一門數學科學的觀點,他的論文《
政治經濟學數學理論通論》中有更加形式化的表達,這篇論文是
1862年寫給
英國(經濟學?)協會的,那時並不受人重視,就算四年後發表於
社會統計學月刊仍是如此,直到
1871年,傑文斯在他的《
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學說,這時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直到這部書的發表,傑文斯才被那些早期的套用數學來研究
政治經濟學問題的作家們所注意,特別是
安東尼·奧古斯丁·庫爾諾(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和
戈森(HH Gossen)。相似的
效用理論在
1870年左右,由
奧地利的
卡爾·門格爾、
瑞士的利昂·瓦爾拉斯獨立發展出來。由於戈森發現了
交換價值和
邊際效用的關係,所以應該算是戈森最先發現了邊際
效用理論。但是這絲毫不減低傑文斯在
英國帶來新思想並廣為傳播的貢獻。基於對主流思想的回應,他有時候忽略一些條件,比如《
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前言就說價值完全基於的是效用,這樣他的理論就被曲解了。但是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而誇大重點地方法是可以被原諒的。就在這以後,新古典主義革命開始了。
煤炭問題
傑文斯是處理
經濟理論基本數據的理論家,但是他成名於對實際經濟問題的評論。因為《黃金價格暴跌》(
1863年)和《煤炭問題》(
1865年)兩篇文章,他被劃到了實用經濟學和統計學領域內的作家,就算他沒有寫出《
政治經濟學理論》,他也算是
19世紀的最著名
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經濟學著作了足可稱道的有:
1875年的《貨幣與交換機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此書是用通俗語言寫成,不太像理論著作,充滿了原創性和啟發性;
1878年的《
政治經濟學初級讀本》和
1882年的《勞工問題介紹》,這兩部著作是在他逝去後出版的,也就是《社會改革方法和貨幣金融研究》,這部書包含了他生前創作的論文。此書的最後一卷是傑文斯對於太陽黑子和
商業危機的關係研究。在他去世之前,傑文斯在準備一部大部頭的
經濟學論文,列出了一個提綱,而且完成了其中幾章或者部分內容。這些碎片發表於
1905年,起名叫《經濟學原理:社會工業結構論文殘頁及其他論文》。
邏輯學
傑文斯在
邏輯學上的成就和他在
政治經濟學學不相上下(pan passu)。
1864年他出版了一本小書,名字是《純
邏輯,或數與量之間的邏輯》,其基礎是
喬治·布爾的邏輯體系,但摒除了他認為錯誤的數學外衣。隨後幾年他致力於研究
邏輯機器,而
英國皇家學會在
1870年才開始。正是這個研究,他知道給定
邏輯前提,可以用機械模擬出來。
1866年他發現了偉大且普遍的推理法則,並於
1869年以《同類替代》(The Substitution of Similars)為題描述了這個學說,最簡單的格式是:“同類必有同質”(Whatever is true of a thing is true of its like.),他還有其他的各樣表達。
他在隨後發表的《
邏輯學初級教程》很快成為英語世界裡最為流行的邏輯學基礎教科書。那時他還寫了很多邏輯學論文,
1874年以《科學原理》為題發表,這部書里他對早期的純邏輯和同類替代作了具體的表述,還發展了
歸納是
演繹的簡單眼轉的觀點。另外,他還對
機率的一般原理和機率與歸納之間的關係作了出色的改造。他在各種自然科學上的造詣此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使他可以利用圖形來處理抽象的
邏輯學概念,從而獲得了成功。
傑文斯的歸納準則是對威廉·惠威爾理論的回歸,恰是此理論受到了
穆勒的批評。當然傑文斯用了新的表達,摒棄了受人批評的一些不必要的附屬條件。這份努力可以算是19世紀
英國最可大書一筆的
邏輯學貢獻之一。
1880年,他出版了《演繹
邏輯研究》,主要部分是他給學生使用的練習題。
1877年及隨後幾年,他努力在《同時代人回顧》中對
穆勒作出一個補充說明,最終出版時只有一卷,是他對
穆勒哲學的批判,還有一卷本的《純
邏輯及小論文》,收集了他早期的
邏輯學論文,都發表於他逝世後。這些批評不可不謂有所創見和說服力,但是不能和他其他的作品同日而語。
傑文斯的長處在於開創性的思考,而不是批判;他將以一個勤勉的
邏輯學家、
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聞名後世。
傑文斯困局
傑文斯困局,意為傑文斯效應帶來的發展困境。傑文斯效應,也稱傑文斯悖論。在外文文獻中稱Jevons paradox或Jevons effect。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但結果是增加而不是減少這種資源的需求,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擴大。這就帶來了一種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和悖論。
這個困局源於環境問題,為了解決環境污染,有人提出通過技術改進增進資源利用效率,這樣單位資源的消耗將生產更多產品,這樣反過來生產一定量商品將降低能耗,實現單位物品的節能和減排。當然,還可能做到降低單位資源的廢物排放和吸收利用率,這樣也可以起到緩解的作用。但是現實中這樣真的會奏效嗎?問題恐怕沒那么簡單。
在傑文斯生活的時代,英國工業大量消耗煤炭使得大家憂心資源可能很快用光,有人認為可以通過技術降低煤的浪費、提高利用率來達到緩解,傑文斯對此反對。於是,他論述道:“每一次蒸汽機的成功改進都進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費,煤炭利用的效率越高,越經濟,都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煤炭需求的增長” 。我們看到,技術進步始終伴隨著人類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然而,這個過程中生態環境的質量顯然並沒有變好而是在不斷變差。這樣的現象也很多,比如,省油汽車的大量推廣實際上增加了總的行駛里程,反而耗油總量上升。再比如,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減少原油使用,使得原油價格下跌,但這樣使得一些後發工業國大量購買,而他們的套用效率較低,最終因為原油而排放的溫室氣體會更多。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所謂能源效率的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 of energy efficiency),因為能源比如煤炭因為利用技術提高,導致煤炭價格下行,結果因為煤炭需求富有彈性,人們購入更多的煤,這樣抵消甚至超過了技術的作用。在P-Q需求曲線(斜率向下)圖像上體現為P下降一個單位,Q增加一個單位多。但這樣的結果只是一種純理論上的解釋,在溫室氣體含量大幅增加,環境問題日益惡劣,人類生存受到更多威脅,地球面臨重大考驗的今天,我們面對這樣的精緻的象牙塔之談,能做何應對之策?
——如何走出傑文斯困局?
回到馬克思的角度。當代的主流——資本主義可能解決這種困局嗎?雖然西方經濟學課本上有各式各種流派和思路,比如庇古稅,污染許可證,科斯定理等——如果他們有效,那么怎么還會有今天的情形?表面看似緩解,不過又是一個傑文斯困局。再者,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資本擴大再生產和無止境的追逐利潤,這一點從美國從未施行《京都議定書》的條款和哥本哈根的“最後機會”成為徒勞就可證明——畢竟從技術和所謂現代人權自由角度,他們是最發達的,他們減排的成本最小,維護環境,這種最基本的人權的動機也最大,然而精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卻總是避談此事。此外,據有關計算,如果要守住平均溫度上升2攝氏度的不產生毀滅性的、不可逆的危害的底線,那么從已測定、觀察到的(2013)減排的程度,必須要求美國人回到1960s、1970s的生活方式,這顯然難以被資產階級接受,也對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生產格局帶來較大變化,這條路恐怕難以走通。
資本主義可能不是解決傑文斯困局的出路,社會主義有沒有可能呢?在反彈效應的分析中,問題出就出在單純的市場調節必然會走入誤區。社會主義的計畫調節和國家力量可能直接指導這種生產和能源消耗,對污染排放的具體內容和總量進行嚴格監督和限制。集中力量集中優勢可以更快更直接的達到對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得到最優結果,在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這種過程可能緩慢而艱難,並且成本太高,見效太慢,而生態系統不會給這個時間,自然已經等不起了。當然,這是從途徑和方式角度的考慮,關鍵是這種意志的達成和統一,以及高效科學的協調措施和整體調整、後續保障,否則,社會主義也未必能夠做到。
傑文斯困局源於人們對技術的依賴和錯誤觀念,這種科學解決一切的念想本質還是一種迷信。科學本身沒有錯,但這種認知觀會使技術(區別於科學精神)成為潘多拉的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