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年）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因主張《文明衝突論》而聞名於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亨廷頓
- 外文名：Samuel P. Huntington
- 別名：賽繆爾·杭廷頓
- 國籍：美國
- 出生日期： 1927
- 逝世日期：2008年
- 職業：美國當代政治學家
- 主要成就：因主張《文明衝突論》而聞名於世
- 代表作品：《文明的衝突》
個人簡介,研究方法,理論發展,生平經歷,學術思想,主要著述,
個人簡介
亨廷頓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年）又譯賽繆爾·杭廷頓，美國當代極富盛名卻又頗有爭議的保守派政治學家。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單位不再是國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間的衝突。亨廷頓早年是文武關係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後來，他對美國移民問題的看法亦廣受學界關注。
研究方法
亨廷頓運用比較歷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現代化與政治發展的過程，從而奠定了他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礎。他認為：國與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異，不在於政府統治形式的不同，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政治發展是“現代化的政治性後果”，這種後果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它既可能有助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現代化，也可能導致政治的衰敗。政治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的制度化。強有力的政黨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緩解現代化中國家在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大眾政治參與壓力，從而確保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最終實現社會的現代化。一個政治體系的組織與程式的適應性、複雜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四個主要變數。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強調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與政治秩序。他認為，“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權威的確立先於對權威的限制”。這實際上賦予政治穩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價值地位。
理論發展
亨廷頓的理論對政治發展演進路線的闡述，對政治參與影響政治發展的分析，對政黨發展與政治制度化之間關係的探究，有助於人們認識現代化中國家的政治現象，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但他忽視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也忽視了這些國家過去的殖民地歷史留下的深刻影響。著作有《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現代社會中的專制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亨廷頓因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文明衝突”觀點而聞名。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說，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
生平經歷
亨廷頓1927年4月18日生於紐約市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旅館業雜誌的出版商，母親是一位短篇小說作家，其外祖父是當時美國頗有名氣的“扒糞刊物”（專門揭發政界、商界醜聞內幕的雜誌）《麥克盧爾》的合作編輯。
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以此為由頭寫作出版了處女作——《士兵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書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層浪，至今仍被視為最有影響力的關於美國國內軍事關係的著作。在這本書的第一篇書評當中，批評家就指責這本書有軍事主義色彩，讓人聯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從、戰鬥”的口號。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一些激進的學生在得知亨廷頓曾經在詹森政府內任職的訊息後，占領並焚燒了他辦公的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爭罪犯居住於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暫時逃出哈佛暫避風頭。
在上世紀60年代，他憑《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譽。此書挑戰了當時最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中的教條：經濟和社會進步會給剛剛脫離殖民主義統治的獨立國家帶來政治穩定。
越南戰爭打破了亨廷頓平靜的校園生活。作為美國國務院的謀士，他在1968年撰寫了一篇長達百頁的關於越南戰爭的報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並寨的“戰略村計畫”並抨擊了當時美國政府的戰略。這些主張自然是左右不討好，所以難怪他的辦公室會被人焚燒，他被人罵做“戰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間，他參與了白宮有關國家安全戰略的決策過程並協調各項相關政策。
他於1993年發表文章，講述後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亨廷頓之後將有關理論，輯錄成影響深遠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書籍被翻譯成39種語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響一浪高過一浪。然而，“9·11”事件卻使人們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頓那裡，儘管人們無法甘心接受他的觀點和結論，但是在心底里還是忍不住會暗自佩服這個老頭子目光的敏銳和思想的鮮活。
“9·11”事件後他又撰寫出版了《我們是誰？》（Who are we？），針對美國的移民問題大發議論，同樣引起一片爭議。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代表了亨廷頓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問世便飽受爭議，與各種獎項無緣，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才會被廣泛但又是勉強地接受。
儘管在亨廷頓的同學之中有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這樣的政界名流，他的學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亞（《新聞周刊》編輯）這樣的當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卻不願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人們很難在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亨廷頓的身影。他不是那種“媒體學者”，他的學術聲譽是靠著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論文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曾經出任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的創辦人之一的亨廷頓是學術界的圈內人。但是他在寫作的時候卻寧可把自己當成一個局外人，故意以一種刺激那些最終會評判自己著作的專家們的方式討論問題。亨廷頓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東西的話，他就應該保持沉默。對真理的探求與學術爭論是一回事。”
學術思想
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亨廷頓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的心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而他的頭腦則屬於保守主義。這位被人稱為“美國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實是民主黨的終身黨員。亨廷頓在1957年發表的文章《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解釋了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他寫道，自由主義是一種宣揚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法治的意識形態，而古典保守主義則並沒有一種明確的主張，它是一種維護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義在於維護已經存在的東西，而不應到國外四處討伐或在國內引起激變。“美國的政治智慧不是從我們的觀念，而是從我們的制度中體現出來的。最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那些已經存在的制度。”這一思想在他的處女作《士兵與國家》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主要著述
《士兵與國家》
靈感來自於當時美國社會發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魯門總統因為麥克阿瑟將軍不服從指揮而解除了他的職務，亨廷頓敏銳地感覺到這件事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在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社會裡，國家究竟應該與代表著保守主義的軍隊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從軍事上看，一個民主國家可能比一個獨裁國家作戰更為出色，但是在面對一個技術精良的非自由主義對手的時候，一支真正自由主義的軍隊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頓認為，只有保守主義才能給職業軍隊帶來活力。與流行觀點不同，亨廷頓認為，軍事保守主義並不必然是反動。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關於開發中國家的知識廣度和分析洞見是驚人的，並確立了亨氏作為他同時代人中最傑出政治學家之一的聲譽。首先，亨廷頓說，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發展一樣可能發生。新近獨立國家的實際經歷是一種愈演愈烈的社會和政治混亂。其次，他提出，現代性中的好東西常常向交錯的目標運動。特別是在社會動員超越政治機構發展時，新來者發現他們無法參與政治而產生挫折感。其結果便是反叛、軍事政變以及政府失效。該書的結論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嚴絲合縫的組成部分，並不必然導致政治穩定。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務》季刊發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去掉問號的同名單行本在政治學界掀起一場風暴。很多人都拒絕相信，在冷戰結束後，未來的衝突竟然會圍繞如此老式的東西。就影響力而言，只有喬治·凱南在二戰後用筆名“X”寫的關於如何遏制蘇聯的文章堪與此文匹敵。“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是該書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頓最著名的預言。
《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本書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2004年5月出版。本書是當今世界著名的國際問題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繼《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後最新、最重要的著作。全書將“文明的衝突”視角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論述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認為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
作者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著力闡述了美國在21世紀初所處的國際形勢以及美國在世界上應起的作用，認為“伊斯蘭好鬥分子”是美國現實的敵人，還會面對中國這個“可能的潛在敵人”。此書甫出，即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收起廣泛的爭議與批評。
《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20世紀後期席捲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曾經被許多民主派視為民主自由體制的全面勝利和威權政體的最終敗績，亦曾使得不少獨裁者不寒而慄，視為傳統體制的風光不再。而此二者，不免夾雜過多的感情色彩，算不上對這次聲勢浩大的民主化運動深入的剖析。倒是亨廷頓此書，雖成於1991年，卻以銳利的分析功力和明晰的觀察視角引人入勝，成為分析此次民主化浪潮早出且較為深刻的著作。
本書當中，亨廷頓把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置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以來民主和專制的扭結交替過程中間，對這次他之所謂民主化“第三波”的實質、原因、過程、特徵和趨向條分縷析。在書中，亨氏以“民主馬基雅維里”自況，以《君主論》式的洞見，為威權體制下民主派的行為提出5項重要準則，更使本書成為21世紀全球民主化新浪潮中行動的教科書。因之，此書出版之初，便不能不打上多舛的印記，而其對思想界顯明的影響，亦勢必在未來的發展中格外凸顯出來。
